从夏、商、周三代迄清朝鸦片战争以前，我国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之中。与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，我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（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）为主，以商税(包括关税与市税)为辅的税收制度。这一税制，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；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；魏、晋、南北朝和隋唐时期，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。到了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,随着均田制的破坏，土地兼并之风日盛，在不断清丈田亩、整理地籍的基础上，逐步实现地、户、丁税的合并征收，并加强商税和盐、茶、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，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
但是，自鸦片战争开始，到民国时期为止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，以及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，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。

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超过历史上的田赋，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。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，除了关税、盐税以外，于1928年又创立了统税，对卷烟、面粉、棉纱、火柴、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。据统计，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关、盐、统三大间接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到60%～70%左右。

比较重要的是，这一时期从外国引起了近代直接税。近代直接税于18世纪末的英国首先创立，19世纪在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。在我国，则从20世纪30和40年代才开始实行，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，起先是于1936年10月首次开征所得税，继之于1939年1月开征过分利得税，后来又于1940年7月开征遗产税。

以所得税为例，规定的征收范围包括五类所得：营利事业所得、薪给报酬所得，证券存款所得、财产租赁所得和一时所得。对营利事业所得和一时所得，采用全额累进税率征收；对薪给报酬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，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征收；对证券存款所得，则采用比例税率征收。由于这些税种的引进，我国税收在田赋和对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以外，又增加了新的直接税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