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指挥下，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，驰骋于川黔滇边境交界地区，四次飞渡赤水河，南北纵横千里，积极寻找战机，最后顺利突出重围，挺进云南，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。四渡赤水之战，是革命先辈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红军能杀出重围、化被动为主动，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严守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是密不可分的。严守政治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

发源于云贵交界山区的赤水河，蜿蜒穿行于川、黔、滇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，北流汇入长江。四渡赤水战役中，党中央千方百计寻求突围，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，几番陷入险境危局，广大红军将士在血与火、生与死的考验面前，自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融入军魂，矢志不渝听党话、跟党走。

一渡赤水后，战士们以为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，却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不渡长江了。此后红军开进云南扎西一带，在那里进行整编。整编之后，各级干部层层下放，师长、师政委下放当团长、团政委，团长、团政委下放任营长、教导员，营、连干部下放到连、排。甚至出现了“连长班”——三军团通讯班的10位战士，整编前都是连长。有歌谣唱道：“精简大整编，连长下到班。班长黄荣贤，率领一个团。” 然而，没有人计较“官越当越小”，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在那段时间里，战士们几乎天天都在急行军。正如歌中所唱：“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。”红军的“走”不是逃跑主义的行军，而是敌变我变，“以走制敌”。战役期间，军情瞬息万变，中革军委下达数十道行动命令。部队在崇山峻岭间来回迂回转移，非常疲惫，但从上到下没有抗命不遵的，没有开小差的，一些行军中走丢了的也千方百计归队。曾任工兵营营长的王耀南回忆，二渡赤水时工兵连在二郎滩和太平渡等处架设浮桥，尽管当时任务急迫、人员拥挤，但战士们都能自觉遵守规定，一不骑马，二不走齐步，通过时不超过四路纵队，迅速急迫而又井然有序地通过浮桥。

在战斗中，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团结统一的错误言行，有人埋怨部队尽走“弓背路”，对中央的正确指挥提出质疑。1935年5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，对这一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。

爱民为民 秋毫无犯

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。红军在四渡赤水之战中能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，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。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红军，关键就在于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，时刻维护群众利益。

土生土长的当地群众罗明先回忆：那时候国民党宣传说红军要来了，杀人如割草，共产共妻，年轻妇女都躲到山里去了。然而红军进来以后“很客气，真的很客气”。那时候是冬天，红军没得吃，衣服穿得也很薄。打仗打得惨，有些战士没水喝，就喝自己伤口上的血。亲历二郎滩背水战的张正恒回忆：当时居民大部分过河避难。战斗结束回到家里后，听说有三个红军在自己家住过，他到处看了一遍，两百斤米和几块腊肉，丝毫没有动过，藏在枕头下边铺草里的钱，也分文没有动过。纪律严明，爱民为民，红军很快得到了群众拥护。

1935年2月，从古蔺向威信前进的中央纵队到达叙永时，已经两天没吃一顿饱饭了。路过营盘山时，抬头一看满山是黄澄澄的橘子。战士们纷纷议论着这片橘林，到处是谈论橘子的声音，可就是不见一个人走进橘子林。一个小战士伸手从橘林地上捡起一个腐烂了的橘子，周围的斥责声立刻一起响了起来。小战士把橘子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又小心翼翼把它放在地上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、2个旅另10个团，成为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。取得这样的胜利，正是因为党领导的红军在长征途中明确强调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，保证了红军是一支由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军队，是一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军队。(摘自中国纪检监察2017年14期）